后来，纺织技术迁移到美国，对美国的发展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是第一次文明的跃迁。 董小英 刚才也做了介绍，我自己对数字化转型也做了不少企业调研，特别是制造业，7月份我们出版一本新书叫《创变：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与机制创新》。 在那本书里，我重点研究了平安和美的的数字化转型的机制创新。 通过深度的案例挖掘，找到了6个机制创新的重大方面，以及32个在机制创新中所要做的实际工作。 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分享助力中国的企业数字化转型。
而且，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非常快，德国有三大核心优势，电池、车联网和工业设计，中国的电池发展很快，将来车联网配合5G也会发展很快，再加上工业设计，宝马7系的总设计师已经被比亚迪挖过来了。 德国人最早提出工业4.0，因为德国企业也非常焦虑，它的国内市场不大，只有8000万人，主要面向全球市场，如何推进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它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科技主导方面，没有任何企业可以在数字化转型中独善其身，企业都会在大潮中或与众前行或被边缘化。 数字化主要解决的是核心管理体系和运营体系。 今年研究团队在数据调研的基础上，开发了动态模型，动态模型研究方向是数字化的战略和人才以及企业所使用的数字化技术对于企业的数字化能力的构建和数字化资产的积累，到底哪些因素会产生相关影响。 第一是战略层，包括领导人的认知，对人员的安排，对资源的投入，以及数字化战略、企业业务战略、商业战略之间的关系，同时领导人需要认清数字化技术对于企业的未来业务发展扮演的角色。
董小英: 董小英：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会进一步加快
我仔细看了在座各位的背景，也许我们的行业离科技是有距离的，但是在我对企业做数字化转型的调研中，科技注入传统企业的速度、强度和深度越来越大。 虽然中国有非常多的大企业，但是在ToB端和ToC端，品牌的知名度是无形资产中的制高点。 我们研究了华为的手机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从低端变成了高端产品。 当时华为在手机产品开发过程中紧跟指标消费者推荐度NPS（该指标指消费者向其他人的推荐比例），华为手机品牌知名度在全球是排在第18位，如果不是美国的打压，它进入全球市场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还有华为的姊妹篇《思科实访录：从创新到运营》，当时也是跟国资委、央企的领导们到美国思科公司连续学习了4年，把华为和思科做了对标研究。 在《华为启示录》这本书里主要讲述华为和思科作为中国与美国在相关领域的竞争对手到底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数字基础设施要想追赶的话，短时间内没有投入是追赶不上的。 中国要打造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这样整个体系到了这个环境中的运行效率快，稳定、安全。 全球最有价值平台一共大概是70个，那么中国和美国拥有的平台市值在全世界占到了94%。
董小英: 企业数字人，到底怎么用？
全球对数字化人才的竞争愈演愈烈，数字化的关键是人才，这里既有人才的获取，又有人才的培训和使用问题。 美的从管理信息系统到智能制造和智能产品，再到全价值链的数字化，最后到今天的工业互联网和客户经营体系，实现了整个运营体系的数字化，从而具备了既能够具备家电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又具备数字竞争的能力。 朱院长刚才提到CPS的概念（CPS是指数据孪生，就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对某一物理实体的过去和目前的行为或流程进行动态呈现。编辑注）。 CPS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数字孪生，把资产映射到网络空间，通过数字整合、演化，以及大量算力、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反过来优化实体资源的使用和配置。 美国一直对战略通用技术的价值有深刻的认识，这得益于它在二战中依靠科技引擎获得战争的胜利，特别是二战期间到美国的德国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的杰出贡献，使美国甚至科技对军事竞争的影响极其重大。
这种坚守与定力，只有超越人性的短视与欲望才能获得。 董小英2023 在机制创新中，华为的高层领导人智慧地将相关利益体的诉求进行关联与整合，把可能分裂组织的风险化解到最低。 员工持股计划整合了企业和员工的核心目标和关键利益；高层轮值机制整合了多元一把手的选择与去留问题；以客户为核心，以奋斗者为本整合了外部和内部关键利益者的关系。 理念创新主要体现在战略层面，即对战略升级节奏的把握到位。 华为大约每5-7年实现一次战略升级，每次战略升级都旨在将内部能力与环境变化相匹配，并辅之以新一轮的能力建设，通过若干年的专注与深耕，将新能力落地。
董小英: 北大光华 董小英-《中国数字企业白皮书》深度解读
全球化是相互依赖的体系，在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相互依赖体系的渗透是很深的。 比较浅层的依赖就是硬件产品，比如精密机床、设备，都是必须到国外去买。 董小英2023 在中美竞争中，最硬核、最关键的是战略性技术的竞争。
Made in Germany这个口号是当时英国的商标法要求德国人写的。 说德们制造的菜刀仿造英国的菜刀，以英国的名义出手，是个劣质品，原产地必须写德国制造。 德国在工业革命中奋起直追，完成了整个国家工业现代工业体系的构建。
董小英: 北大光华 董小英 - 《2019中国数字企业白皮书》发布与解读
所以，企业数字化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既解决当下的生存问题，又解决未来的发展问题，这是一个战略性的投资。 在这样一个战略投资目标的驱动下，大型企业对数字化的投资还在增加，而近四年很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投入在100万到500万之间。 董小英 痛点驱动是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的最高领导层首先要给自己把脉，知道自己在不同的阶段，哪些问题是阻碍企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根据企业的资源和能力，阶段性的解决矛盾。 之后通过智能制造和智能产品解决制造过程的数字化的问题。
曾多次在全国性的优秀CIO大会、国家信息化推进大会、知识管理研讨会上做专业学术报告，参与房地产公司,首都机场服务型公司、流通企业的信息化战略、建立竞争情报系统和知识管理平台的咨询和第三方支持等工作。 华为领导人在30年的发展中选择了聚集、专注和长期价值，敢于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疑惑、不动摇，不懈怠，终成大业。 面对浮躁和在急功近利环境，华为能够力排干扰、低调自律、延迟满足，用窄带高频的方式打造能力深度和差异性，是对人性的挑战和历练。 在湍流激荡的社会环境中，诱惑、机会、风险与挑战丛生，各种资产的价值在不断飙升，它们成为投机绝佳的温床。 但华为心无旁骛，长期坚守通信技术研发与产品品质提升，在技术和知识制高点耐心地深耕，逐步构建了行业领导地位。
董小英: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董小英 - 从洞察到预判：数字化转型的能力缺口与构建
未来全世界都会朝着绿色文明的方向发展， 而数字化转型是通向绿色供应链、绿色经济的最重要途径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将绿色文明作为关键目标。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对外依赖很多属于来料加工，把加工后的高附加值产品卖出去，知识产权并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华为的手机芯片制造技术，对整个的供应链依赖度，被美国人精密地解耦，看是哪个环节是致命性的。 董小英2023 现在在深圳，要对所有的产业链精密解析，看看华为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当制造业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力量会追求低成本，制造业外包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三个损害：一是制造业外包，创新力下降；二是税回不来，很多高科技公司挣了很多钱，在海外放着。 董小英2023 特朗普上任后提出可以给他们减免，结果那些钱就回流了；三是美国大量的蓝领失业。
- 例如，俄罗斯黑客对美国油气公司的攻击，拦截敏感信息，再一个就是阻断基础设施。
- 研究团队参照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模型。
- 二是科技主导，用技术再造业务，给业务带来新的增长空间，改善现有业务当中的局限和问题。
- 调研发现，很多大企业都有拖欠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的问题，给中小企业带来非常大的生存压力，未来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在制度上做创新，由第三方金融机构给中小企业付款。
- 比如美的现在不称自己叫家电公司，称自己叫科技公司。
-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全球共享，但是事情也不一定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 这两年，在美国的打压下，华为的手机销售额从财务指标上同比下降原来海外占75%，现在中国区占到65%。
